作者简介：于正君，台湾高雄师范大学谘商心理与复健谘商研究所博士生、谘商心理师；徐西森，台湾高雄师范大学谘商心理与复健谘商研究所教授
本文旨在以Bowen跨世代取向家族治疗理论，理解台湾家庭家人自我分化的历程。
此理论提出主要的八大家庭功能与力量，以自我分化为理论核心，表达出家庭中的个体，需维持自身思考与情绪的客观与变通性，方能保有健康的身心调适。
亦有许多研究发现，父母与子女自我分化程度会相互影响，并对多方面身心适应造成困难。
然而，东西方文化中存在着不同的色彩，若以西方观点评析华人世界，则华人文化下的家庭与个人的身心调适，与内涵皆易出误解与错误诠释。
相较于西方世界强调自我独立、界限分明等，华人世界更加看重家庭和谐与认同、家族间和乐与亲密、关系中的紧密连结，且孝道观念的根深蒂固，在家人与亲子间的互动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因此，本文欲藉由Bowen跨世代取向家族治疗之概念，透过与一位自我分化较高的家庭成员进行会谈与讨论，逐步进行家庭实验计划，以评估与了解，家庭成员间的互动型态和自我分化的历程。
最后再经由此历程的经验与发现，对华人文化下的家庭经营提出相关建议。
一、 前言
1960年，在家族治疗的发展脉络中，Murry Bowen提出跨世代取向家族治疗，透过不断淬炼，提出八个重要的家庭功能与力量（Kerr & Bowen, 1988）。
而这些重要概念彼此间环环相扣，又互相影响，其中以自我分化概念为理论核心，认为家庭成员如能对自身的思考、与情绪保持客观与变通，能较不受家庭纷争与情绪压力的影响。
也就是说，当个体分化程度较高时，在面对压力情境下，能理性地将事件与情绪分开，有较弹性的态度，具备较佳的情绪调适与因应策略；
反之，当个体的自我分化程度较差，亦即个人的思想与感觉和他人融合（fusion）的程度越多时，情绪和行为反应易受他人情绪的影响，容易陷入家庭的情绪纠纷（Bowen, 1987）。
Bowen认为良好的自我分化须具备两项条件。
第一，个体能够区分自身的理性与情感的能力；其二，个体能维持自我独立，又兼具与他人情感连结的能力。
在许多研究中，皆可发现个体自我分化的状态对其身心、压力与适应状况的影响（欧阳仪，2008；苏慧娟，2009；Skowron, Wester, & Azen, 2004）。
亦显示当父母的自我分化程度较高时，能协助子女发展较高的自我分化能力，有效调节情绪，对亲密关系互动有较好的掌控（贾红莺，1990；Skowron, Kryslal, Slanley, Michael, & Shapio, 2009）。
而当父母的自我分化程度较低时，为了减轻两人关系中的焦虑，则会引入家中的第三位成员，协助减缓此焦虑，形成三角关系（Bowen, 1987），破坏子女学习自我分化的能力（Hall, 1991），易增加其身心失调的风险（Gibson & Donigian, 1993）。
亦有研究发现，当个体具有较佳的自我分化时，与其亲密关系、幸福感、身心适应等层面具有高度相关（王銮襄、贾红莺，2013）。
因此，父母的自我分化程度影响子女的自我分化状况，对子女的身心健康、情绪调适、人际关系及亲密关系皆造成冲击（吴婷盈、邓志平、王樱芬合译，2012；Goldenberg & Goldenberg, 1996）。
然而，在华人家庭中的自我分化与亲子关系，与西方世界的观点存在差异（Chung & Gale, 2009）。
在华人社会中，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」之格言耳熟能详，强调子女不可评判父母的是非对错，隐藏着「长幼有序」的价值观，无形中强化父母亲的权威性（黄诗淇、黄囇莉，2009）。
对于家人间的互动，则强调家庭的和谐与认同、重视家族间和乐与亲密关系（黄士哲、叶光辉，2013）。
与西方社会在关系中，建立明确自我界限相较下，华人文化中更强调关系中的紧密连结，且在此文化中所强调的孝道观念根深蒂固（叶光辉，2009），也在华人家庭中扮演着不容忽视的重要角色。
本文将透过介绍Bowen的八大核心概念，旨在以Bowen的跨世代取向家族治疗运用于一个台湾家庭亲子间的自我分化历程。
透过其主要概念进行分析与评估，了解家庭成员间的互动与状态，最后透过家庭实验与返家治疗（Brown, 2007；Bowen, 1987），提升家庭成员与自我的分化。
二、 Bowen跨世代取向家族治疗概念介绍
以下将针对Bowen的跨世代取向家族治疗之主要概念进行简要介绍与说明：
（一） 自我分化（differentiaiton）
Bowen假设家庭具有两个重要功能，即为协助成员个体化及产生归属感的能力。
健康且自我分化程度较高的个体，能够同时兼具此两项重要功能。因此，在面对家庭纠纷时，个体能够理性的区分想法与感受，又可以与家人进行亲密的连结。
当自我分化程度较差时，则容易陷入家庭纠纷之中，失去自我对情绪的掌控，易受他人影响。
此自我分化状态，依据融合与分化量尺分类为四：
较低程度者（0~25）为情感融合；
位在25～50者，则为生活被情绪和他人反应所引导；
50～75范围者，有发展适当的自我与分化；
处在75～100范围者，习惯性将思想与情感分开（吴婷盈、邓志平、王樱芬合译，2012；Bowen, 1987）。
（二） 三角关系（triangle）
三角关系是家庭情感的基础单位，也是最小的稳定关系系统。
当焦虑低、自我发化程度交高时，此三角关系较为舒适且自在，能有效的双向沟通。然而，当两人关系太过紧张且焦虑时，三角关系易形成破坏性，且常会拉进最脆弱的第三者（吴婷盈、邓志平、王樱芬合译，2012；Bowen, 1987）。
（三） 核心家庭情绪系统（nuclear family emotional system）
人们倾向选择与他们相同分化程度的人，形成亲密关系并共组家庭。然而，当两人分化程度较低时，容易变成高度融合，形成不稳定的核心家庭情绪系统。
当双方长期处在高压且高度焦虑的环境下，容易产生身心失功能、关系冲突、易将脆弱的孩子拉进而形成三角关系，或将问题投射给孩子，影响孩子的身心发展（王慧玲、连雅慧译，2002；吴婷盈、邓志平、王樱芬合译，2012）。
（四） 家庭投射历程（family projection process）
指父母将自身的分化程度、家庭所经历的压力，或焦虑状态传递给下一代，且容易选择最幼稚且脆弱的孩子成为投射对象，并形成三角关系。
将自身无法处理与面对的焦虑投射在孩子身上，孩子为父母将焦虑反应出来，使父母可成功认为是孩子出了问题，而非自己（吴婷盈、邓志平、王樱芬合译，2012；Bowen, 1987）。
（五） 情绪截断（emotional cutoff）
在成长过程中，当分化程度较低的孩子，尝试采取策略与家庭的纠葛区隔开时，最常使用的就是情绪截断，形成距离或心理上的距离，避免自己再次陷入家庭压力与焦虑中。
此种方式仅能在情绪上获得些许解脱，此种逃避与否认方式，却让个体失去了解开未竟事务与提升分化程度的机会。故，情绪截断仅是暂时处方，并非长久之计（吴婷盈、邓志平、王樱芬合译，2012；Bowen, 1987）。
（六） 多世代传递历程（multi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process）
严重的失功能源自传递了好几世代之长期焦虑的结果。当父母将自身的低分化程度，透过投射的方式传递给下一代，其子女的分化程度将变得更差。
借由选择与自身类似分化程度的个体共组家庭，最后，再将自身的低分化状态投射给下一代。如此反覆的历程，即为多世代传递历程（王慧玲、连雅慧译，2002；吴婷盈、邓志平、王樱芬合译，2012）。
（七） 手足位置（sibling position）
个体如何看待自身在手足中的排序位置，远比实际真正的顺序来的重要。强调夫妻的相处与互动方式，与其各自的原生家庭中的手足排行有关。
因此，在了解家庭关系时，需看重其原生家庭的手足关系与顺序，及此内化模式如何影响与伴侣及孩子的互动方式（吴婷盈、邓志平、王樱芬合译，2012；Bowen, 1987）。
（八） 社会退化（societal regression）
Bowen将其概念延伸至社会的情绪功能，认为社会的运作犹如家庭，当压力与焦虑过大时，容易使彼此对立的权力，变得更加非理性且竞争，使大环境处在一个低分化的情绪状态，增加冲突、斗争与犯罪的机率（吴婷盈、邓志平、王樱芬合译，2012；Bowen, 1987）。
Bowen认为在治疗中，与一位积极且于原生家庭中属较高自我分化的家庭成员工作即可（吴婷盈、邓志平、王樱芬合译，2012）。透过此个体的高度自我分化，可改变核心家庭情绪系统，进而改变与提升家人间的分化程度。
Peleg（2005）的研究发现，亲子代间的融合与亲密会影响孩子个体化的状态与发展，Skowron、Stanley与Shapiro（2008）研究显示，青少年的自我分化状态，对其人际关系将造成影响。
Sandage与Jankowski（2010）的研究发现，自我分化程度能够调节宽恕意念和心理幸福感的关系。
由以上概念可知，Bowen的跨世代取向家族治疗，看重个体在家庭中的分化程度。
认为父母的低自我化程度，形成核心家庭情绪系统，透过家庭投射历程，将低分化程度投射在脆弱的孩子身上形成三角关系，影响孩子的情绪调适与身心健康，并出现情绪截断与逃离家庭，严重者恐出现身心的失功能状态。
因此，在了解家庭关系时，不仅需了解各自的分化程度外，亦须了解其原生家庭的手足位置，方能更完整的涵盖彼此的互动关系。
三、 华人文化中的家庭样貌
此段落将简述华人文化的根基－孝道，及其对亲子互动的关系与影响。
（一） 孝道
叶光辉（2009）表述随着时代的日新月异，从先秦时代流传至今的孝道观念，已经过几世纪的革新，认为在孝道观念中，着重情感层面的互动。
如：情感联系与相互支持，亦指出当孝道的传达偏向权威与强制规范时，对个体的身心发展会造成负向效果，并提出「双元性孝道模式」，表达在华人世界中的孝道可分为「相互性」与「权威性」（Yeh, 2003）。
1. 相互性孝道：由「尊亲恳亲」与「奉养祭念」等两观念组成。前者强调子女在情感上对父母的关爱；后者则重视在物质上对父母的照顾及过世后的追悼。
2. 权威性孝道：由「抑己顺亲」和「护亲荣亲」所组成。前者意涵子女压抑自己所愿并顺从父母意愿；后者则具有对角色的要求，需要光宗耀祖。
相互性孝道对个体的开放性、友善、同理心、降低亲子冲突等层面具有正向效果；而权威性孝道则与神经质、男性优越、焦虑、忧郁及攻击行为等负向层面有关（叶光辉，2009）。
黄士哲与叶光辉（2013）对父母教养方式，对青少年双元孝道信念的影响效果研究中发现，民主权威教养对青少年相互性孝道信念具有正向效果，而父亲的威权专制教养则对青少年的情境顺从倾向有影响。
由以上的研究可发现，孝道具有不同形式的内涵，且会对不同的状态造成影响，最终形成不同样貌的孝道信念。
（二） 亲子互动
亲子关系的意涵从以往的单向教养概念，逐渐转为孩子与父母在互动中的双向来往，强调亲子双方在此关系中的主动性（Bell, 1968；De Mol & Buysse, 2008）。
而在华人文化下的家庭互动与亲子界限中，强调以孝道为核心价值的相处方式，亲子间的共同参与和同国感（修慧兰，2011）。
在如此的脉络下，社会文化亦有间接鼓励亲子形成三角关系的可能性（欧阳仪、吴丽娟，2012），形成共生共黏与共依附的关系（吴丽娟，1998）。
欧阳仪和吴丽娟（2012）研究父母自我分化对青少年子女的身心健康之影响，发现父母亲的自我分化，会正向影响青少年子女的自我分化，进而对其身心健康形成正向影响。
而黄宗坚和周玉慧（2009）针对大学生亲子三角关系类型与亲密关系进行研究，发现「纠结共依型」的子女难以与父母心理分离，并易产生罪恶感，对维持关系存在较弱动机；
「子担亲职型」的男女大学生，在亲密关系中有较少的冲突与矛盾，较多自主性，此结果似乎也反映了「关系中的自我」在华人文化中的特色。
在华人社会存在着相互依赖、维持关系和谐、觉察他人需要等的特性（黄宗坚、周玉慧，2009），容易将亲职化视为孝顺的表现（修慧兰，2011）。
综而论之，可发现在华人文化中的亲子互动关系存在其独特性，在孝道的概念中，强调对关系的紧密及付出，而往往在不同脉络的孝顺概念下，对亲子关系将形成正负向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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